现将男性患者社会职业的有关数字列举如下，借资参考。学生153人，商人79人，公司、银行或商店的职员52人，农民47人，职工43人，官吏39人，教师17人，医生、画家、僧倡、记者16人，实业家15人，无职业者14人。

由此来看学生最多，占32%，相当于全体的三分之一。然而，如果因此立即作出学生最容易患神经质，并认为它与当前的考试制度及学习负担过重有很大关系的话，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。因为神经质是一种先天性素质，在思维发达旺盛的青春期发病的较多，所以，在学校教育普及后的今天，所占数字属于学生的当然就多了。另外，许多社会职业的统计中，年龄较大的人，多数也都经历过学生时代，从学生时代开始已经发病的也很多。为了对这一问题做出可信的结论，还必须调查年龄或发病时年龄的有关原因。

商业方面也很多，占17%。但是，这也不能立即断定是因为商业上精神过劳的人数很多。这些都不能单纯从以上数字来加以判断，必须进行个人情况的调查，才能有所了解。

其次，引人注目的是农业方面，比数也相当大。因为我在东京诊察,农民们常常特地从他们故乡的远方赶来我处。所以它至少占了全体的10%。其中，包括我在高知县诊断过的70个神经质患者中，农民18人，占26%。即便到农村田舍去看一下，也可知道农夫之中神经质患者很多。恰好接近学生人数的32%。作为劳动者，职工人数也相当的多。仅次于农业。一般把学者们的神经衰弱叫做文化病，认为是由于精神过劳引起的。因为还缺乏对其中各个患者进行个别调查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皮毛之谈。人们作为社会职业成为工人，是由于某种境遇所致。如果说，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神经质是由患者素质引起的，那么，第二个因素便是职业带来的影响。

总之，社会职业同神经衰弱的关系，也不能单凭数字进行表面的解释。